会议时间：2008年4月19日下午15：30-17：00
会议地点：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方令
出席嘉宾：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   刘云生
          　　重庆市市委财经办    张仕功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赵树坤
点评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   张俊文

　　　

主持人：首先我们请刘云生教授做主题发言。

刘云生：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统筹城乡模式下的乡村治理”。
　　一、 未来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的基本定位问题。首先我们要摸清楚重庆自己的家底，重庆市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的基本格局，土地面积为其他三个直辖市的２．４倍，但８０％以上为农村土地，有２２００万左右，８０％的农村人口，官方统计出来的城市化率实际上包括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实际的城市化率仍然很低，城乡差距比为４：１，与成都相比，市情更为严峻，绝非一个目标、一个模式就可以解决。农村、农民、农业必然长时期存在，那种宣称要以城市消灭农村，以城市的价值立场、治理模式去替换农村的价值立场、治理模式的观点，是偏激和理想化的。然而这种思想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决策部署，实际上地方财政根本无法支持庞大的农村人口转移工程，在社会转型资本和经济自然增长率上都存在巨大的缺口，不能过分、单向化的强调城市化，印度孟买就是一个失败的模本。
　　一个核心，即核心价值，以缩小城乡差距为目标，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具体而言有三个保障措施——（１）从抽象的法权模型上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价值性权利，消除诸如现行户籍管理所幸成分的城乡区隔制度；（２）建立健全完善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再分配体系以及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这是实体化的层次；（３）尊重农民本人的自愿，给与其流通的自由渠道和路径。
　　围绕这些方面，我提出三大基本构想和路径，虽然保守，但是很实用。在“大城市，大农村”的背景下，缩小城乡差距，保留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通过城乡间的经济互动，促进双向发展。这个方案的好处在于：
　　１、利于节流，减少治理成本，同时又尊重了农民的自身意愿。在消除区隔制度的同时，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分享权。
　　２、能够保有重庆市可怜的一点生态资源，重庆的土地资源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生态环境问题涉及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决不能搞成所谓的政绩工程，而只能实事求是地按照重庆的市情一步一步来，在二元和谐发展的前提下，转换“大城市，大农村”的劣势为优势，来寻求发展的增长点。
　　３、在二元经济格局下，来寻求城乡二元互动的新的增长点、转折点，通过休闲农业、规模经营来实现整个农业的产业升级。
　　二、 如何进行乡村治理？世界范围内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欧洲式，通过村民大会来形成与公共权力相对抗的状态，另一种是日本式，也称为吸收式，采官治、民治相结合，官治吸收民治，我比较赞同这种模式。政府在角色定位上，一方面来说是主导者，是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提供者和分配者，另一方面来说又是服务者，协助乡村管理，提供信息合成、劳务输出、劳动力培训等服务。在主体模式上，我认为应当坚持自治模式，发展乡村性、自治性的社会力量，培育开明的绅士风气，代表着农村先进的精神性的引导，需要我们去探索。

张仕功：我谈几方面的问题。
　　1、对改革的理解，发展是改革的第一要务，而改革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在于资源是否得到优化配置、要素是否得到合理流动、生产力是否得到充分解放。统筹城乡的改革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和重庆市的市情，已发展为根本出发点。2、对试验区的认识，我认为是要通过改革，为全国提供经验教训，践行试错的机制，要多干少说。3、改革要在国家法律的基本框架内进行，改革的方向不是改变现行的基本法律，而是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地方进行突破。因此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国家法律的地县，从法律的角度献计献策。
　　统筹城乡改革无外乎两个重点——一是人的问题，即农民工问题；二是地的问题，即农村土地问题。重庆市存在着资源性缺水与工程性缺水并存的情况，而重庆农业是典型的耕地、水双短缺的劳动力剩余经济，必须做好劳动力转移工作，来带动农村人口的转移，以此做小农村人口的“分母”，同时必须提高人均资源量，大力发展农业二、三产业，做大农村经济的“分子”，两方面齐头并进，才能真正解决农民收入与城乡差距问题。
　　在人的问题上，农村劳动力人口的素质问题是关键，由于素质低下，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力很低，只能从事出卖体力的低水平就业，在城市中无法生存。同时也影响到了农业新技术推广、普及的困难，削弱了科技对三农的改造作用。因此只有提高农民工素质，才能根本解决农民工问题。
　　在地的问题上，土地社会保障功能是农民的根，也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个层面上追求稳定，以公平价值为先导：同时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担负着经济功能，要求土地在流动中得到优化配置，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层面上追求自由流转，以效率价值为先导。可以说，土地问题就是在公平、效率中博弈的过程，必须先解决公平问题，才能追求效率。
　　把人的问题和地的问题结合起来的就是农民工，必须提高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待遇，把农民的根从农村移到城市。如果盲目的题让农民放弃土地、进入城市，在目前城市低保、三峡移民、失地农民尚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是一个很危险的过程。农民土地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一旦转化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没人能够承担这个历史责任。

赵树坤：我今天想说明的是三农、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四个范畴。
　　首先阐明两个立场：一是进化主义立场，认为社会及每一个人在社会流变中，始终有一个不断向上、上升的动力和事实。二是历史主义立场，如果将这几个范畴作为学术问题，就必须放在历史的场景中去言说，有一个历史的延续脉络。
　　近代以来，“世界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作为历史时代命题中的一部分，可以概括为中西问题。我们仍然在进行从传统到现代的未完成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个世界格局、背景下，四个范畴作为一个重中之重的命题凸显出来。在今日中国，这一命题何以显现的如此迫切。“中国之中国”视野下，从49年至今50多年的发展，要对国家治理在时间维度上进行梳理，研究从革命到发展再到和谐的范式转换。可以说我们今日的危机集中源自于改革开放以来28年发展范式带来的问题，发展理念在28年间被化约为经济发展，而现代社会在28年间也被化约为工业社会，正是由于认识上出现了偏失，是导致今日所有问题的根据。在“中国之中国”视野下，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不同步，而在“世界之中国”视野下，我们被动迎合西方主流社会，进行“压缩饼干式”的现代化，诸多急功近利的操作，使我们进入了复杂的社会形态结构中，表现为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思潮三维社会共存的矛盾。
　　这四个范畴被逻辑的定位为当下中国的重中之重，它们之间也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单一的经济发展范式带来当下社会问题的极度凸显，贫富分化导致社会不公，冲击了执政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的维系，已经转化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必须矫正化约的、单线度的发展观，因此选择了颇具亲和力的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途径，作为社会转型的终极目标。新农村建设是和谐社会下的一个子目标，离不开对城市的考量，同时也是统筹城乡可能的试验化的路径。
　　最后，我给出两点提醒：一是我们必须有文化的宽容环境，对与不同经济方式相匹配的、其所孳生的文化生态，应当在心理层面和文化价值层面给与更宽容的环境。二是政治主导推进式的现代化模式在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不可避免，但对政府权力的积极主动应当始终保持警惕。

点评人：对以上几位专家的发言作简单的点评和总结。我们今天下午的第三场研讨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