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在九龙坡区一个叫菏花小区遇到53岁的杨。他正在装修新房，同时对离开土地的新生活感到茫然。
　　这个小区是镇政府所建，安置土地流转农民集中居住院地。杨和村民一起，将土地出租给龙头企业，同时以宅基地换了跟城里一样的楼房。
　　2008年4月再见到他，他显得有些寂寞，他这样的年龄，无论进城还是就地，都不好找工作。过去他是个种田能手，站在土地就感到风光。
　　在去的车上，一个主动跟我攀谈的农妇却有不同的想法，她女儿在城里读大学，不会回农村，留下夫妇，“种田又累，又没有多少收入，不如早点交出去”。
　　而在海龙村，村民们已开始分享土地流转带来的效益。虽然这种收益获取的方式有些冒险。
　　无论这些流转是否完美，至少它显示出希望。人们寄望它有所突破的创新，从而弥合过去为工业积累而给农村而留下的伤痕。
　　2007年，重庆和成都同时获国务院批准为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土地不约而同地成为两市统筹的重中之重。很多学者都认为，成渝两市的探索和创新，有可能推进“中国新一轮土地革命”。
　　但由于土地流转向来是个复杂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谨慎对待。
　　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在2008年年初公开解读重庆城乡统筹方案时一再强调，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必须坚守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生态环保和群众权益保护等改革底线，控制改革风险，并必须坚持耕地面积不少于3160万亩、粮食产量不低于1100万吨的改革底线。

　　“机遇就是一个小偷，如果你不把它抓住，它就会让你损失惨重。”这是一幅醒目的标语，紧紧地贴在海龙村村委会办公楼的公告栏上。
　　海龙村是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镇所辖的一个行政村。几年前，它还是负债累累而远近闻名，但现在却是重庆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之一。
　　海龙村“大跃进”，与东部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村一样，通过土地出租，兴建厂房，让这个面积不过3.4平方公里的小村，吸引了138家企业入驻。但与此同时，海龙村因为违规改变土地用途，接到了一次次的行政罚款。
　　海龙村委会主任苏东阳指着崭新办公楼，告诉记者，“这里过去就是农田。”
　　好一个“农田”，它左边连接着中国现行严格的土地制度，右边是农村的工业化冲动。在拉锯中，凸现了当下“城乡统筹发展”的机缘。现在，国家把“统筹城乡发展”的综改试验“先行先试”的权利，给了重庆和成都。

　　海龙村前世今生
　　6月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海龙村村民鞠兴财盼望着火红7月的来临。在长江边上，有火炉之称的重庆，鞠兴财的心境外人不难读懂。
　　鞠兴财心里对2007年的收入账本记得很清楚，除了打工工资，加上房租、入股分红，每月收入超过3000元。
　　海龙村有很好的区域，白市驿镇为重庆主城近郊，海龙村则紧邻镇中心，土地租金便宜，生活配套，交通方便。但就是这样一个有“天时地利”之便的地方，在鞠兴财的记忆里，有另一番情景。
　　“菜才卖1毛钱1斤。”鞠兴财说。而这还是在与同村人担两筐菜，翻过歌乐山，走几十里路，到主城区农贸市场去的结果。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并非是遥远的记忆，最近离现在也不过6年。
　　2002年以前，海龙村一直很穷。这一年他们与龙潭村合并。村委会主任苏东阳还记得，村里没有一家企业、也没有形成产业的农产品，村集体负债高达70多万元，欠农业税8万，农民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
　　再过一个月，“海龙经济发展中心”的分红会议就会召开。这个去年刚刚正式开始召开了分红的会议，已经成为海龙村的“嘉年华”。2070名村民，在他们名字后面，会出现一系列的数字。数字即是分红。
　　以后的路怎么走？这是2002年，苏东阳和村民们的“天问”。带着这个问题，由村书记带头，村委会几个干部到江浙一带考察，华西村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学习的结果是，苏东阳们意识到，海龙村这样的地方，非常适合中小企业发展。2003年底海龙村成立“海龙经济发展中心”。中心拟建7000平方米厂房，同样租用农民土地，所需经费由村民以现资出资入股。
　　“全村16个合作社，都参加了，有的出4000元，有的三五万，还有的十几二十万不等。集了大概100多万。”苏东阳说。
　　2003年，村里决定开建工业园区，当时的情况是，村里是以550公斤的稻谷，租用村民土地，租期至其承包期满，用于修建厂房宿舍及道路。
　　厂房建好后以每平方10元对外出租。按照约定，除了租金，现金股东可分15%的利润，村集体分5%。这次投资虽有公司之名，但未进行工商注册，具体事务由村委会和大股东处理。“过程非常复杂，但总算理顺了。”苏东阳说。.2005年，园区企业形成规模。
　　2007年，海龙村集体经济总算还完债务，一年收入70到80万。还修了2公里村级公路，用的也是集体资产。
　　这一年，也是海龙村改革5年来第一次分红，最大的一个股东分到了4万元。
　　到2008年，海龙村全村3000亩耕地，已流转1400亩，全村16个社都参与了土地流转，这些土地，都用于厂房，工业园和道路。
　　海龙村提供的数据说，现在海龙村有上万外来人员。村民都将自己的房屋以500-800元不等的月租价格租给他们。海龙村还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安居房，共建45000平方米，以单价800元每平方米，售给村民.。
　　“现在剩下6个社还有一点土地。我们想再流转1000亩，建一个经济开发中心，成为钢材批发市场。”苏东阳说。
　　2007年海龙村的经济数据已.出。让2070名村民惊讶的是，当年海龙村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这样一个数据，在鞠兴财看来，有点像“火箭上升”。
　　海龙村的故事听上去很美，但远没这么简单。

　　试点从规范出发
　　2007年12月，国土资源部西南局派员来海龙村检查，直指其“用地违规”。
　　接着一份出自重庆市九龙坡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的处罚通知书送达海龙村。处罚通知称，海龙村5社，未办理相关用地手续，所建工业园厂房占地710平方，处罚款10650元。落款是2007年12月10日。
　　海龙村1400亩耕地的流转也被认为违法。苏东阳在一堆文件里找出两个罚款单。一张是九龙坡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在2007年12月26日出具的《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这份通知书称，未经有权机关批准，海龙村七社占用0.75亩土地的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责令其停止非法侵占土地的行为，听候处理。
　　海龙村并非个案。2007年底，在海龙村毗邻的地方，一开发商在九龙区金凤镇白鹤村租用1000亩耕地，以建蔬菜温室大棚为名，并行修建别墅销售。随后国土资源部派员对其九龙坡土地流转项目进行了大调查。随后引致了重庆市及各区县国土局，同时开展全市范围的国土百日大执法活动。
　　紧接着，九龙坡许多土地流转项目被叫停，包括海龙村。“经济开发中心至少三年内不能启用。”苏东阳说。
　　这是一个全国普遍的难题。难题在苏东阳收到处罚通知书之前半年，重庆和成都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获得先行先试权。两地都获得了对土地制度的探索作为改革的关键。
　　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对那些改变了土地用途，却未经国土主管部门批准的现象。本报记者获悉，就在整顿不合规进行土地流转之际，问题的解决有了突破的迹象。九龙坡区政府已在2008年2月启动白市驿工业园区规划，海龙村的工业园区被纳入，这样，那些违规用地或将逐渐合法化。
　　西南大学教授邱道持说，现在各地不断涌现农村集体土地流入市场，追求自身土地收益的最大化的行为，虽然还有待法律规范，但它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内在动力。
　　白市驿工业园区规划的出现，一位当地学者透露说，从轻处理类似海龙村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政府官员提出，重庆既是综改区，允许先行先试，也就应有试错权和改正机会。如白市驿镇这样的近郊，在重庆的城乡总体规划中，已被纳入城市范围内，只是用地规划还未得到批准。
　　九龙坡区被列为重庆市先行示点的示范区，在其随后开展一系列的改革中，亦以推动土地流转为重点。
　　因为涉及基本农田的改变，需由国土资源部批准。即使被纳入了城市规划范围，但在中国实现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背景下，“村里上报土地用途是不会被批准的。”苏东阳说。
　　处罚通知单，按住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碰红线
　　现实总是突破口所在。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重庆市农业局2007年的调查显示，由于农民种粮收效低，选择进城打工，导致土地撂荒严重。重庆全市撂荒耕地达53.6万亩，其中1小时经济圈撂荒比例为2.34%。在渝东北的万州，则高达7%。这是在重庆市农民人均耕地不足0.8亩的情况下发生的。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不仅在面积总量上小，而且分布区域也不平衡，农业规模化经营无法实现。土地的规模流转，或能解决上述这个问题。
　　土地规模流转带来的好处还包括，“从城乡统筹的角度，以土地为纽带，有利于促使城市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向农村流动。”西南大学教授邱道持说。邱此前是重庆市国土和资源管理局副局长。
　　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社会未提供可替代的保障制度，农民还不愿放弃土地。重庆市国土和资源管理局统计，直辖10年间，重庆每年有40万-50万农村人口进城务工，重庆全市550万亩的农用地，仅减少了10万亩。“这一方面说明重庆在土地流转方面，严格遵守了国家耕地保护制度，但另一面也表明，在撂荒情况下，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解决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困局。”重庆市社科院一位专家表示。
　　本报记者获悉，重庆的城乡统筹方案已将如何解决农村土地流转作为核心问题之一，重庆市希望通过加快城市化及工业化进程来真正解决城乡差距，但是，在触及用地问题上，他们发现要面临一些“无法逾越的政策红线”。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数据显示，2008年一季度，重庆农户承包耕地流转达320.3万亩，占农村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流转面积排西部第二。但按2007年5月召开的重庆市第三次党代会提的目标，到“十一五”末全市土地流转规模，在“一圈”(以主城区为核心的23个区县)达到30%，在“两翼”达到20%(渝东南和渝东北的17个区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