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十五大以来陆续提出的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统筹城乡的发展战略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是：三农问题是问题的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三农问题解决的目标，而统筹城乡是三农问题解决的路径。只有这样，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才可能形成。
[关键词] 三农问题 新农村建设 统筹城乡 和谐社会

　　基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距渐趋扩大的基本情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这不仅是党中央国务院四年来始终把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的结果，也是新时期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路径。三农问题连续四年（从2004开始）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这都显示了党中央把三农问题提到工作重心，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协调城乡经济发展，从而逐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最终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基础的决心和勇气。笔者认为，党中央提出统筹城乡的基本思路，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当前我国三农问题渐趋突出，社会主义新农村亟待建立，和谐社会的建设受到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逐步加大的挑战的现实背景上提出的。因此，从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再到统筹城乡思路的提出和付诸试验（重庆成都试验区），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战略思路都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党在改革过程中的尝试与创新。
　　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统筹城乡是相互联系的四个概念。统筹城乡关键在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只有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可能实现协调城乡经济，使城乡一体化。三农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村就要拖城市的后腿，农业就要拖工业的后腿，那么城乡协调共同发展便得不到实现，城乡差距得不到缓解，和谐社会的建设便遇到瓶颈，而这一切又有待于统筹城乡的顺利进行。今天看来，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统筹城乡概念的提出并不是随意的结果，它们之间存在说非常严密的逻辑关系。只有读懂个中精妙，才能把握和谐社会理念之本义。

一、 概念的提出
　　（一） “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指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在现代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村经济逐步落后于城市经济、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逐步扩大的现象。
　　1998年10月，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稳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 全会认为，要完成十五大确定的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随后，三农问题被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关注，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解决三农问题对于发展稳定全局的重要性。
　　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五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把三农问题从“基础地位”提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位置。这不仅反映了我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也反映了三农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亟需解决的现实。至今，中央虽逐年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资力度（如下图），并于2006年1月1日在我国全面废止农业税，但是，三农问题在我国仍很严峻，并将长期存在。
　　　
　　其实，“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村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国家，都要有一个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三农问题不是我国特有的问题，“‘三农’问题是历史必然和世界普遍现象”  “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轨迹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一般都是从农业农村取得资金，取得原始积累，上述三农问题在发达国家都曾经存在过。” 在我国，三农问题有其特殊性，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我国农业人口众多、经济水平仍然较低等都使得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艰难性。但是，无论面前的问题有多么的严峻，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须面对三农问题。
　　（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该次会议明确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是第一次关于“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综合性表述。也就是说，三农问题仅仅是一个问题的提出，是中央在如何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过程中必须面对三农问题。但是，十五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就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作出阐释。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最终落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综上可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与解决“三农”问题存在一贯的逻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三农问题解决的目的，是党在新时期新的情况下应对三农问题的战略目标。
　　（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是胡锦涛总书记对当前我国社会形势做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新战略、新目标。城乡差距过大、贫富分化严重，成为阻碍社会和谐建设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理解三农、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能够站在改革发展稳定的高度认识统筹城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农村问题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也是城市的问题。在中国，只有在农村问题得到解决以后才可能成为现实才能成就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是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背景下提出的。在这个时期，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冲撞，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高风险期。需求多样化，利益多样化，格局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各种文化思想的影响加深，以及因利益失衡导致的心理失衡，成为引发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处于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渴望和谐。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
　　（四） 统筹城乡
　　统筹城乡、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的思想，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已经产生了。毛泽东同志也认识到协调城乡、协调重轻农良性发展的重要性，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1957年，他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进一步论述经济建设中的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导原则。他站在哲学的高度阐述城乡关系时说：“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这不仅反映了城乡关系在我国的特殊复杂性，解决城乡关系的特殊艰难性，也反映了解决统筹城乡问题的历史必然性。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立足于三农问题，试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其实就是新时期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创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定下了基调。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2007年6月，国务院下发文件，在成都市和重庆市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央把统筹城乡的思路付诸试验的做法。

二、 概念提出的现实背景
　　上述四概念的提出，尤其是统筹城乡思路的提出，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而为的。具体地说，是在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农村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束缚，城乡差距、贫富分化严重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社会的公平正义价值得不到实现的大背景下做出的。当然，从认真对待三农、到统筹城乡经济发展，都是我党在实践中不断对改革进行的反思和创新。大量的数据证明了当前三农问题、统筹城乡问题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方针，优先发展城市工业，造成了农村农业的落后，农民生活水平一直得不到改善。这可以从1986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内容看出。自1986年至2004年，三农问题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没有被一号文件选择。2004年以来，尽管中央开始重视三农问题，却仍没有摸索出有效的解决途径。三农问题依然严峻，城乡差距依然在逐步扩大。
　　总之，无论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的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政策的剪刀差现象，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指导下优先发展深圳等沿海城市的发展策略，都造成了当前城市富裕，农村贫困的现象。我国的城市发展虽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城市体制下的社会保障等体制还未健全，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但是，城乡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必须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实现城乡的健康协调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 ，2007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3.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3%。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与城市的比例为1：3.33。2006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7.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实际增长10.4%。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3%，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5.8%。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与城市的比例为1：3.28。2005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6.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实际增长9.6%。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5.5%，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7%。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与城市的比例为1：3.22。
从2005年到2007年，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与城市的比例逐年减小，农村与城市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较大，生存性消费比例过大是由于纯收入过低造成的。并且，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村居民不能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障。虽然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种种措施，努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如免除农业税、在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等，但是，农村与城市差距仍然在扩大。

三、 对提出概念背后深层次原因的思考
　　党中央逐步重视三农问题，陆续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并把它们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稳定高度上，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当然，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党制定政策方针的出发点，但是，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使我党致力于扭转当下的局面呢？其实，可以从经济、社会、政治、法治、国家安全五个主要原因来予以考察。
　　（一） 农业的落后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经济原因）
　　农业是第一产业，它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材料，为国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阐述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其一，农业劳动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其二，农业劳动，特别是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其三，农业是社会分工和其他经济部门独立化的基础。在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发展的条件下，农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瓶颈，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农业严重落后工业的畸形状态。在发展经济学的早期著作中，有一种观点曾占据了主导地位，即效率在先，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强调城乡同步发展只会带来效率的遗失。在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现阶段仍应当优先发展工业，迅速实现城市化，三农问题即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最终得以解决。这些学者的立论依据在于，我国仍然处在发达国家早已经过的初级城市化阶段，还没有到达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阶段，应当抓紧推进城市化进程，尽快达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准，然后再应对三农问题。
　　笔者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优先发展城市工业、效率优先思路的延续。但在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已经突出地影响到城市工业的发展，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了。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事实上，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和城乡差距过大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扭曲，也不仅仅是影响和制约了当前的经济增长、发展，更重要的是，导致了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社会集团之间的裂痕，最终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欲速不达’”。
　　其实农业和工业发展的辩证关系早在毛泽东那里就得到了很好的表述，在《论十大关系》中，他用辩证唯物主义矛盾的观点阐述了重轻农之间的关系，指出没有农业的支持，工业将无从发展。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都必须协调好处于基础地位的农业和关键地位的工业之间的关系。苏联的教训虽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对于今天处理农业和工业的辩证关系问题仍有重要价值。在当前，只有处理好三农问题，才能形成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而统筹城乡正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经路径。
　　（二） 城乡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原因）
　　在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关系中，稳定居于基础地位，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改革发展都不可能。社会学家亨廷顿在总结了20世纪几十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后，提出了著名的论断：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引起不稳定。他认为，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之后社会是稳定的，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却是不稳定的。 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社会动员，即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必然会相应产生城乡差距、贫富分化等诸多社会利益分配问题，造成了不稳定。
　　根据社会学社会阶层理论研究，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应有大规模稳定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存在可以缓解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冲突，充当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的缓和地带。而当前我国尚未形成如此规模的中产阶层，且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城乡差距的客观存在，更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的程度。据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年城乡的收入差距扩张速度为1.7%，2007年基尼系数达0.48 。 社会上存在的“仇富心理”已经逐步明显，这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大局。中共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些问题。
　　（三） 城乡差距影响政治稳定（政治原因）
　　在当前世界政治民主的大潮流下，政党的合法地位在于最大多数人民的认同。也就是说，政党执政的根基在于且仅在于民意的认同，这是现代以来人的理性启蒙后对于古典政治根基的修正和自我确证。 在现代条件下，每一个执政党都面临合法性危机，它时时需要从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保证自身的合法性。卢梭认为，人民将自己的全部权利让渡出来，“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 ，达成契约，组成国家。而主权者“其存在既然只是由于契约的神圣性，所以就决不能使自己负有任何可以损害这一原始行为的义务” 。因此，执政者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就必须以最大多数的人民利益的维护为目标。否则，便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根基。
　　中共从建立时起，就是人民的政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指出，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我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具体历史阶段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在一定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我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当前条件下，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差距逐步增大的现实情况已经迫使我党不得不在重视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重新考虑公平价值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同时，社会阶层的变化也使得党开拓新的思路，以求在不损伤城市积极性的同时，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无疑，这关系到政治稳定的大局。
　　（四） 城乡差距阻碍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法治原因）
　　在社会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始终是需要处理的问题。公平和效率作为正义的两个价值，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予以轻重区分的地位。从正义的普遍性来看，公平和效率作为两个价值，无所谓孰轻孰重，正义有普罗透斯的面孔 。而从正义的个别性来看，正义的诸价值便在与社会历史的结合中有了历史性和轻重之分。改革开放初期，在我国经济发展极端落后的历史条件下，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为指导采取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援工业的具体政策，是符合正义的理念的。因为发展是硬道理，没有经济的进步，所谓的公平正义、人权法治都是毫无根基的，是虚假的正义。只有在发达的经济中，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法治国家才能建立，公平正义才能实现。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对经济发展是基础的认识才积极采取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至今，我们才有了开展统筹城乡的经济基础。
　　而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正义的价值诉求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农村农业为城市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长久的、重大的贡献之后，现在的农村已经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的收入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那么，笔者认为，城乡差距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党中央正是基于对社会公平价值的考虑而提出缩小城乡差距，使农民富起来的。
　　（五） 粮食生产涉及国家安全（安全原因）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粮食生产的严峻性。当前，我国很多农产品不能实现自给，还需要靠进口才能维持国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甚至某些农产品每年的进口量占据国内总需求量的60%以上。这样的现实已经危及到国家的安全，中央必须解决粮食生产的重大安全问题。
　　根据中国农业信息网发布的2007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情况，2007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双增长。进口增幅大于出口增幅，农产品贸易逆差迅速扩大。2007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781.0亿美元，同比增长23.0%。其中，出口额为370.1亿美元，同比增长17.8%；进口额为410.9亿美元，同比增长28.1%。农产品贸易逆差40.8亿美元,同比增长5.1倍。
　　基于此，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项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业，也就规定了我们来不得半点的空谈和浮躁。
　　统筹城乡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后实现和谐社会的必然路径，是中央为达成中国城市和农村问题解决的具体措施。但是，由于地理差异，中国形成了经济、文化、政治的差异，有些地域之间的差距甚至是巨大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提供可资参考的范本。所以，在中国，任何政策的推行可能都存在一定的风险，都必须有我们中国自己去摸索、去实验。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将西部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重庆、成都作为统筹城乡试验区。

四、 统筹城乡的可能误区
　　统筹城乡如何统筹，当我们今天在解读中央的这一具体部署时，有些方面的理解可能需要我们慎重。其具体表现在：
　　统筹城乡不是简单扩大主城和城镇，让农民搬进城市，让农民成为城镇居民，缩小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居住距离。统筹城乡当然不意味着城市对农村的吞噬，最后消灭农村。统筹城乡并不是绝对地要求城市人与农村人使用同等的环境硬件、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和过上同质化的物质生活，每一个农民都搬进高楼大厦，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哪怕是在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的，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不可能每个人都过着美国人一样的高耗能生活，但我们必须保证其有同等的竞争机会。统筹城乡是追求城乡一体化而不是追求城乡一样化，是追求声城乡之间的互补、协调。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要使乡村和城市居民共同创造、公平分享人类共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并非使所有的乡村变为城市。如果简单地消灭农村，可能会增加城市的负担，最后形成新的不和谐进而适得其反。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增加农民及农民工收入、改善农民及农民工居住条件的问题仅仅是统筹城乡中的一个部分。教育、公共设施、社保、土地等各方面问题都要全面兼顾，特别是教育和社保问题应该成为统筹城乡过程中倾力关注的问题。一个没有文化、缺少现代文明，同时又没有生老病死保障的农村社会是一个不安全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危险的社会。
　　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城乡发展差距过大提出来的，但即使是在城乡被良好地统筹发展之后，城乡之间的发展仍然会有差距，统筹城乡承认差距，但前提是这种差距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条件仍然是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和差距应当是合理的，因为城市和乡村作为一种非均质的地域经济空间，在发展过程中受各自特定的自然、经济、社会、历史等条件制约，其产业发展、功能形态以及生活习俗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换言之，统筹城乡发展是要恢复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各得其所、城市和农村良性合作的状态，这才是我们应该期盼的目标。